从吴根深之死说到中国梦
2013-10-25 22: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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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根深之死说到中国梦

                                    碧琼子

                     

 年初,浙江瑞安法院公开审理长期潜逃后回到家乡的邱某于文革时期故意杀害医生洪某一案,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应.大部分人认为, 对文革杀人罪行的追索,是完全必要的,这不仅是对文革中数百万非正常死亡者亡灵的抚慰,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现社会正义的必要过程.,对文革深恶痛绝的人们,甚至心怀美好希望,希望这是一个信号弹,一个风向标,从此开始对文革的彻底反思和批判,把文革这一民族旷世灾难的根须从神州大地彻底拔尽,实现民族之凤凰新的涅磐.但事情并没有按人们希望的发展。倒是个人崇拜之风再起,这里要高调出版毛泽东语录(虽然后来辟谣,但空穴必有来风),那里竖起高规格的毛像,经历过文革灾难的人们,似乎又惊恐地听到了二次文革的隐隐的脚步声。

思绪,忧愤深广……

  我想起了吴根深之死.

    吴根深,原柳铁建工队一建段技术员,中专学历,衡阳铁路技工学校毕业。文革中参加柳铁工机联。1968年四月,由柳铁军管会指定,作为工机联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同年五月,在返程途中被联指武装力量绑架,后杀害。

柳铁的杨建平先生,以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的身份,在病前和病中一直致力于文革反思,关心着柳铁地区的文革死难者.他多次对我说,你一定要写一写吴根深,他死得太冤,太惨了.

在王反修先生的鼎力帮助下,我终于得以访问吴根深的遗孀向君桃阿姨,了解到相关情况.

下面是向阿姨谈话的实录。

                       

君桃(吴根深遗孀):

我老吴原来是建工一建队的技术员。他毕业于衡阳铁路技术学校,是铁路保送去的,是那里的高材生。毕业时本来分到广州局后来到了柳州。

文革中,他参加工机联,是单位负责人`。

1968年以来,两派对立严重,形势紧张。之前我们把两个孩子连同老吴的母亲一起,送回了湖南乡下。四月,老吴作为工机联工人总部的代表,赴京参加“全国铁路运输会议”。五月中旬,会议结束,代表返柳。途中,老吴向带队的军代表请假,到湖南乡下去接孩子。次日,他接了孩子,再次上车返柳。没想到列车没到柳州,在柳北摆下来不走了。

这辆车到柳州的时候,我背着最小的孩子,打着一把烂油纸伞,到车站去接他。有人看到我,就喊:“小向,你是去接小吴吧?他晚两天回来。”这说明当时人家已经知道了吴根深单独行动的消息。走到车站,车上有人打枪,打到了我的伞。要是没有这把伞,我的孩子就没有了。这次没有接到人。

后来一个不认识的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打听到我的住址,说有人要她来告诉我,吴根深被抓了。我急得到处跑,打听消息。找工机联总部,找军管会,找熟人,都没有结果。

下旬的一天,工机联攻打小鹅山,联指死了人。第二天他们总部下令,让他们全部迁往柳北。家属区的人们拿了衣服被褥往柳北跑,一片乱纷纷的,我不知出了什么事。这天,一个已经跑走了的联指家属回来挑米,偷偷告诉我,说老吴被抓了。她说她住在铁路局大院里,看见有小孩子出来玩,一看是我的孩子军军和平平,就拉着他们,说“崽呀,你们怎么在这里?你妈妈在家里哭死了。”后来得知是军代表在带着他们。——听说,是吴根深在柳北被抓走后,车上有好心人,把孩子交给了柳北车站的军代表,柳北的军代表又把他们交给了铁路局的军代表。她回来就把消息告诉了我。

我就急忙到铁路局去领孩子。因为那里是联指据点,我进不去,她又刚生了孩子不久,跳不动米,我就帮她挑,混进了铁路局大楼。那里的武装人员盘查我,她为我打掩护,又带我到军代表处,接了小孩。我一路怕得要死,路都不敢走,这棵树下藏藏,那个屋角躲躲,到了家属区里,也是鸦雀无声。

吴根深怎样,还是不晓得。我又到处去找,又要工机联总部出面,但总部也没有办法。后来打小峨山抓了三个活的,其中两个是我们建工队的,我要总部的人拿他们去换吴根深,结果总部放了他们,吴根深还是没有回。

后来我住到了机务段。一天,刘慧生到机务段行车公寓找人去收尸。正好我背着孩子看见了。那里停着一辆汽车,我就爬到了汽车的车头上,看见他们把铲子锄头等工具放进车厢。我知道有事。刘慧生以为我晓得消息了,一把抓住我,说:“你不要去,你暂时不要去。”我明白了,这是去收吴根深的尸,就死活不下车,非要去不可。他就派了个女的陪我。

尸体在西鹅乡农村,车开到一队的时候,他们就要我们下来,说喝喝水吧,休息一下。他们把我拉下车,甩掉了我,车又开走了。

后来高尚勇用纸烟盒捏着一件灯芯绒衣(后来知道这是从老吴身上脱的)给我看,说:“认识不?”我说:“这怎么不认识?这是吴根深穿去的。”那件衣服的托肩衬的是一块北京蓝布。

果然,这件衣服是从老吴的身上剥下来的,他们还从他的裤子后袋里找到三颗大板栗,那是他家里的板栗树结的。还有一串钥匙,那是他办公室的,上面吊着他的一颗私章。

这一年,我的大女儿九岁.这个失去父亲的孩子,开始帮我一起挑起这个破碎家庭的重担.四年后,她又在贫困交加饱受歧视中,得白血病死去了。

……陆陆续续,听到事情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

    老吴回来那天,车摆在柳北的时候,是早上七点多钟,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五岁不到,喊着要吃东西。老吴看见车站上有卖发糕的,就下车去买。正在买发糕的时候,联指武装力量用麻袋把他的头罩起来,绑架了他。

  有人告诉我,看见他被关在铁路局党校,是杨××、张××提审的他.那两个人都是建工队钢联指的头头,原来都是木工组的。他们点水(暗中指认)造成老吴被抓。杨××是和老吴一起到北京去的钢联指代表,只有他知道老吴是离开了代表团单独回来的。

审问的时候,有人在窗户外面偷看,看见他们用手巾蒙住吴根深的眼睛,杨××问吴根深一些事情,吴根深不服气,和他顶,杨××一拳打在桌子上。吴根深质问他:‘你为什么抓我?

杨××大发脾气,从地上拿起一张四脚板凳砸过去,在老吴的头上砸了一个大窟窿。后来两人吵起来,杨××拿出枪来,朝吴根深打了一枪。是这一抢致命,还是后来又受了许多折磨,不知道。

 那年的玉米长得很茂盛。

杨××张××两人用汽车把吴根深的遗体拉到西鹅乡的玉米地里。当时一个收玉米的农民偷偷躲在玉米地里,看见车上拖下来两个人的尸体,扔到铁路边的壕沟里,再从玉米地里挖了些土去填。这些被一个躲在玉米地里的农民看见了。他们两人走后,这个农民走近,看见埋的是两个人的尸体,吴根深的在上面,底下还有另一个人(后来知道是机务段的)。当时吴根深的脚还露在外面,没掩盖好。农民扒开土,从吴根深的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个工作证,上面写着他是建工段的。那农民拿着工作证,送到建工队的家属区,见到一个人(刘慧生),问他:“你是什么单位的?”

刘慧生说:”建工队。“

“你们建工队有没有人名叫吴根深?“

“有。你问他干嘛?”

“这个人没有了。”那个农民说完,把工作证交给刘慧生,就走了。当时人人都害怕,怕被人害。

后来知道,那个埋在吴根深底下的人,是机务段的,姓黄,也是从他的身上找到他的私章确认的。

点水抓老吴的人,叫陈×,也是建工队木工组的。派他到柳北去点的水。当时他还是一个年青崽。审问老吴的还有一个是谢××。他们在5月27号早上抓的老吴,下午审讯,就把他打死了。他们都没有受到惩罚。杨××一直平安的活到现在。而且态度很嚣张,见到我,常常冷嘲热讽,说:“你这女人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拉尿都拉不了三尺远。”陈×是后来自己喝毒酒(工业酒精勾兑的酒)喝死了。

抓老吴的原因,据说是要为小鹅山的死者报仇。小鹅山一仗,据说打死了他们27个人(注:实际是7人)。要是不打小鹅山,可能我老吴也不会死。而且老吴和小鹅山完全没有关系,他到北京去了。

老吴遇难后,一直无人问津。我走上了了漫长的告状上访的道路——

在建工队告;

到工程处告;

到铁路局告……

1982年,我又到北京去告。先到了铁道部,只差中南海没有进去。在铁道部,许多告状的人挨了打,我也受了委屈。铁道部信访局的一个个王八蛋,是柳州铁路局去的。他认识我,大概风闻过吴根深的事,根本不想管,对我极其不耐烦,说:“你讲啰,什么事?”我刚开口,他就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一会儿去喝水,一会儿抽烟,根本就不听我讲话。我在北京待了58天,哪里的接待站都一样,没有一个地方听得进我的话,没有一处地方告得进去。到处乌鸦一般黑。

 老吴沉冤未白,我家反倒继续受迫害。“革委会”“工纠”一次次到我家来抄家,只因为老吴是工机联的。人死了都不放过,说什么抄枪支弹药,实际上连锅子,碗筷都往外丢,共抄了三次,什么东西都抄得伶光。

一直到“处遗”(注: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央派工作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才给了我一个巴掌大的打印出来的条子,上面轻描淡写的写着“非正常死亡”。发给我600元钱。这时距离老吴遇难已经十六年了。真相一直无人问津,凶手一直逍遥法外。

老吴死难后,我家的生活极端困难。我也是中专生,本在衡阳的一个纺织厂工作。当时老吴要我调柳州.1962年的时候,组织乘机欺骗我们,说要你们要调动的打个报告.一批下来,却是把我们都“精简’掉了。老吴说柳州有工作,我问什么工作,他说是”搞副业“。来了一看,搞副业是什么?就是挖土种菜。我从此没有了正式工作。为此我和吴根深大吵了一场,我要回老家去。到了文革,我本来在鹧鸪江找到一份正式工作,但老吴死了,家里拖着四个孩子,我又去不成了。

很长时间不给我发任何抚恤金。同样是文革中死的人,联指派的有,我没有。后来,给我家每人8元,而联指家属是每人12元。我又到北京告状,北京把我的问题转到南宁,才改成每人每月20元。

前几年柳州市开始卖养老保险,一开始领一个号子都要50元钱。儿媳妇看我没有正式工作,没有退休金,就去帮我买了一份。谁知因为有了这份保险,吴根深的抚恤金就此也不发给我了.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以上几点:

1          吴根深是完全无辜的。尽管抓人杀人者的借口是吴所在的群众组织攻打了小鹅山,但事发时吴在北京,对此事完全不知晓。更严格的说,他是由当时的政权机构柳铁军管会委派,前往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返程中遇难的,他是因执行公务被杀害的.

2          吴根深的被杀害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几个人,几条枪,就为所欲为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人绑架、关押、审讯、殴打、杀害,用汽车一拖,拉到荒郊扔入土坑,随便铲几抔土,受害者的脚都没有掩盖!这是文革法制被彻底砸烂,法律被彻底撕毁,“秃子打伞,无法无天”大兴“群众专政”的结果.

3          吴根深遇难后,留下没有正式工作的妻子和四个幼小的孩子(最大九岁).孤儿寡母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关照,反而遭受各种歧视和迫害:多次抄家,连饭锅都被扔掉;克扣抚恤金,以至于几近濒于绝境.

4                        吴根深遇难迄今已有45年.其间城头旗手不断变换,但事情真相一直无人问津,凶手一直没人追查,更遑论惩办.(仅在”处遗”期间得到一张巴掌大的纸条,上面轻描淡写的写着”非正常死亡”几个字)

       在笔者的访谈过程中,向阿姨提及凶手嫌犯,均有名有姓.但在我的这篇文章行将贴出前,我托人问她:您提到的那些凶手有证据吗?她说没有。

那您怎么知道是这些人呢?她说,是听那些看到的和听到情况的人告诉她的.详细情况,当时都仔仔细细一遍又一遍的写在申诉材料中了,但这里那里,奔波了十几年,到处都无人受理,家里又不断抄家,搬家,这些材料逐渐丢失了——这就是说,她当时其实是有证据的,但没有人去把这些证据查证落实。现在,事情已过四十五年。我们很悲哀的看到,即使现在有法院愿意受理.死者家属也拿不出确凿的依据了。

                           

四十五年,已足够两代人长大,不论他们是如吴根深的孩子们般艰辛,抑或如某些人的惬意,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那么,就真的如某些人所说,过去了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或者如吴根深遗体上的那抔黄土,在浓重的血腥气上讳莫如深,任凭时间的流沙将往事连同吴根深那只不屈的伸出深坑的脚一起湮没?

问题是,这可能吗?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时下,我们已经开始做中国梦了。

什么是中国梦?它应是民族崛起之梦,复兴之梦,幸福之梦,尊严之梦,免于恐惧之盟,和谐温馨之梦,自信之梦,欢欣之梦……

那么,吴根深的冤魂会做怎样的梦呢? 他会梦见他回到自己的家,一把抱过那两个遗留在列车上,日夜牵肠挂肚的小儿女,久久地抚摸他们,亲吻他们;他会拉着似乎一夜之间突然憔悴苍老的妻子的手,相对如梦寐;继而他满屋子寻找他的大女儿:“我的孩子,你到哪里去了?”……忽然,他看见了那几个人持枪的人,那几个狠狠地反剪住他的双手 ,用黑色的头罩罩住了他的头的人……他的梦醒了。他只能又回到冰冷的墓穴。

吴根深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们,会做什么样的梦呢?他们一定会梦见那些一条又一条曲折坎坷艰辛的小路,心里揣着一丝丝渺茫的希望,汗流浃背地在路上跋涉……会梦见一张张冷漠的,鄙夷的,傲慢的脸,对他们在蘸着血泪写的申诉材料不屑一顾……会梦见一次次抄家,简陋的家具被扔到窗外,惊恐的孩子抱着妈妈的裤腿,吓得簌簌发抖……间或,他们也会梦见爸爸回来了!他没有被打死!他的大手好温暖!这时候,他们就会用指甲狠狠的掐自己的肉,希望这不是梦境,直到痛醒,适才奔涌的热泪蓦的变得冰冷……

他们对伸张正义的期待从一次次失望渐次地变得绝望,深深体会到自己的卑微和无助。他们中的最优秀者,那些智力超群,心智健全,好学深思的人,会抓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机遇,或求学,或创业,或求学创业,在社会阶层尚未固化的时候,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际遇,进而思考社会和人生。而由于正义未申,他们中的大都数恐惧犹存,会变得更加怯懦,更加瑟缩,把自己包得紧紧,把思想和活动的空间压的最小,以远祸全身。他们都不可能对社会的公信力有坚定的信念。而后者的梦,更不可能是自信的梦,飞扬的梦,现代中国的现代公民的梦。

那些参与杀害吴根深的凶手和策划者,他们又会做怎样的梦呢?他们中的少数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心底尚存的一丝良知会有所苏醒,他们会有所愧悔,但他们的罪行对已被庇护,他们不可能对自己作出认真的和深刻的反思。在良知和侥幸的纠结中,他们时不时在梦中遇到吴根深前来索命……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即使在梦中也会在自得,狞笑,“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站队最重要!杀人怎么啦?杀了不就杀啦,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革命需要嘛,阶级斗争嘛,就是要打破常规,敢打敢冲……,那些不信邪的,冲在前面的,就是最革命,抓住个活的,捆上炸药包,就敢给他当众来个天女散花!他们的革命精神到处讲用,活学活用活用毛主席著作嘛,都升了官。升了大官……”要是白天那里不满,心中不平,他们就会呼唤第二次文化革命,晚上就会梦见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真来啦,”真是太好啦。红歌嘹亮,口号震天,贪官,走资派,资本家,有钱人,汉奸卖国贼,专家,教授……想抓谁就抓谁,想斗谁就斗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不老实?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他们的梦,是文革之梦,倒退之梦,恶人之梦,恶人得势之梦,是和真正的中国梦南其辕而北其辙的梦。

                         

一个声音在说:“一个吴根深,值得你这样唧唧歪歪,絮絮叨叨,小题大作么?”“你这是以偏盖全,虚无历史!”

我多么希望只有一个吴根深啊。

问题在于,文革期间,根据极保守的估计,仅仅在广西,无辜死难者就有十二万之众!而在全国,有数百万!

具体来说,在笔者不算宽泛的视野内就有——

  柳铁一中高三学生莫兆明,1968年元月12号,到柳州市借小号(乐器)返回,遇市区大批群众由于本派别被打死了人,愤激中围攻解放军辩论.被围者中有新从越南调防回来,对文革完全不了解的年轻新兵.莫兆明即说服本派别群众,帮助他们解围.并顺道护送同路的两位新兵回营(因为群众情绪激愤,他们解围后旋即被另一拨人围住)在途经飞鹅路探矿厂处时,被探矿厂的联指武斗队长韦某某当街射杀.

柳铁一中高三学生李能,1968624,被夜袭的联指武装力量抓捕,关到柳北,毒打致死后丢入柳江;

南宁铁中初二学生王慧萍,在火车上被抓捕,关押到柳北,被凌辱致死;

笔者小学班主任李老师的丈夫莫先生,一位画家,武斗期间到桂林避难,无端被联指武装力量抓捕枪杀;

一位同学的伯父,一位很好的内科医生,桂林某医院的院长,因“出身不好”,被联指抓捕枪杀;

<柳铁工人报>校对林育平,从天津开会返回柳州时,因身上无钱无粮,在桂林招待所停留,被桂林铁小联指女头目某某某带人抓捕,拉到对面山坡,和其他被抓者三十余人一起,集体射杀.

还有,那个和吴根深埋在一起的死者是谁呢?笔者多方打听,只听说他姓黄,是机务段的,但无法核实,其他均不可考.

还有……

文革期间,1968年的五月至七月,柳北原市人委礼堂变成牢房,被秘密绑架和公开抓捕的人就关在这里。据亲历者估计,有五六百人之多,其中一部分被以各种酷刑残酷杀害,尸体丢入柳江。究竟有多少人,已不得而知。

这些事件中的凶犯,大都没有受到法律的审判。有些甚至连清查也没有,或者查而不实,查而不处,在强大势力的庇护下,安全遁迹,逍遥法外。在后来的处遗中,有的受到追查,也在“宜宽不宜细”的政策下宽大无边。例如杀害林育平的女凶手,竟免予处分,柳钢613,当着千人之众的面,将无辜者黄鸣皋绑上炸药包,活人碎尸的主凶刘目忠,竟一度杀人有功,官至自治区工会副主席(副厅级),在后来的处遗中也仅仅判刑七年,在下面的一个县属煤矿图书馆管图书.

这些受害者的冤魂,受害者亲属,这些事件的旁观者,他们,会做什么样的中国梦呢?

无辜被害者沉冤莫白,杀人者逍遥法外,以致升官发财,良善瑟缩,凶残嚣张,他们会相信社会的正义么?他们要怎样强大的内心力量,才能保持向真向善向美的价值取向?在如此情况下,社会怎样才能实现良性运转?

  诚然,就具体事情而言,已过去近半个世纪,那些凶手,有些已经死亡,没死的也已年至耄耋,老朽不堪,针对他们个人的惩罚意义已不大.而且,也应该允许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所犯罪行反思和再认识.但是,文革审判涉及到个人责任,但绝不仅仅涉及个人责任,它更多更主要的是为了彰显法律威严,伸张社会正义,从法制建设,思想认识,道德提升等各个层面上,为公民建设扫清障碍,给社会发展以良性的引导.因此,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文革冤案的审判,必须理直气壮的反思文革.反之,把对包括文革反思在内的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对历史功过的反思,无理的指斥为”历史的虚无主义”,倒正是对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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